张守奎|哲学博士，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田启波|哲学博士，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在百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标志性开端意义。自此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了本质的联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世界历史的时空境遇和近代以来中国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须通过彻底变革中国既往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形式来为其奠基，并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为其定向。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换的“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总体上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具有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批判性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世界历史观点、东方社会理论以及当代西方现代化思想资源，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它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思想、世界历史观点和东方社会理论的具体内容，还开辟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现代性；社会主义革命；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已成为中国百年发展道路在国际上传播的标识性话语。以学理形式阐释清楚中国式现代化之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及其个性化特征，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上更好传播的重要步骤。基于大历史观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与近代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基本国情”密切相关。近代中国各种自强运动的失败以及国情的“特殊性”都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通过一场激进的和彻底的社会革命来完成。而正是在这场彻底的社会革命中，中国的现代化探索通过中国共产党这一中介建立起了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联系，并最终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为其奠定根本方向。[2]中国式现代化所立基的“世界历史”境遇表明，它本质上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而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内在地分享了现代化的某些普遍性特征，吸收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成功经验和教训，汲取了世界现代化的相关重要思想资源。不过，中国式现代化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其更直接的思想资源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世界历史观点以及东方社会理论。[3]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强化中国自身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共同富裕特征、两种文明相协调的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实定位，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突破了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鉴于中国式现代化内容的广阔性和包容性非单篇文章能够全部囊括，故本文重点考察其现实社会定向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
中国式现代化出场的大历史观视野
要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鲜明特征、实质内容和世界意义等，需从大历史观着手。所谓大历史观，一般说来就是强调从历史的长时段理解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元视角把握问题，从国内国际的宏阔视野即“人类文明与制度竞争的高站位”看待问题。[4]当然，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视角去理解大历史观，所得出的结论必然存在一定差异。比较而言，本文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出场的大历史观，更加强调从“世界历史视野”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来龙去脉，通过对其形成与发展之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追溯，力图从根本上回答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鲜明特征和原创性贡献问题。展开来说，从大历史观把握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从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之生成和展开进程、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境遇、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多次自强运动尤其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和现实基础出发，更加宏观地梳理与阐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现实必然性和具体规定性，以及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之生成和展开进程来看待中国式现代化。现代性与现代化既有区别，又内在相关。就本质而言，这种“内在相关”主要体现为：现代化是现代性内在规定的外化和展开形式。如果说现代性意指“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其内在规定为“理性主体性形而上学”及其物化形式“资本”，那么现代化便“意味着进入到现代性之中”，[5]即意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建制表现为理性化和主体化的历史进程。其中，主要包括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俗化、个人本位化等等。质言之，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入现代工业化社会，并由此获得其相应的自主化实体性内容的历史进程。从唯物史观的视野看，上述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关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产方式变革及生产效率的提升，还直接关乎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善和自我实现的完成。因此，即便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亦十分关注欧洲及东方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6]作为马克思语境下东方社会之典型代表的中国，尽管自鸦片战争以来被动地受西方列强裹挟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且由于资本力量不发达表现出较强的“外源性现代化”[7]和依附性特征，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情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者的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非常自觉地把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问题摆在全部工作的突出位置，并以推动“社会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以降中国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通过社会革命的形式方能实现）。自此之后，不但中国人民以社会革命形式推动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自主性得到大幅提升，而且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了本质的联系。[8]
其次，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境遇和近代以降中国独特国情来看待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联系”之建立，一方面与世界历史境遇的转换相关，另一方面又与近代以来中国自身特殊的国情相关。就前者来说，马克思所揭示的“民族历史”“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换的内在逻辑表明，现代化是每个民族或国家要想实现自身发展和进步的必然选择，是其“普遍的历史性命运”：“自从资本主义开辟出世界市场，自从现代性获得了绝对的权力，它就使得每一个民族都不可能逃避现代化。这是一道必答题，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避免这一普遍的历史命运。”[9]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亦不例外，尽管在最初阶段，这种现代化进程是“被动的”，是被西方列强入侵的过程中裹挟进去的。就后者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必然意味着用来指导其从事革命运动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建立起本质的联系。从而，此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如果撇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那么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特质。
再次，从近代以来的自强运动尤其是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来看待中国式现代化。就历史发展进程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逐渐生成和完善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残酷现实，不断警示当时的开明官绅和先进知识分子思考“中国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其间，由他们发动的各种自强运动因种种原因均以失败而告终，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根本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革命的彻底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总体领会以及将其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使其在比较准确地把握世界历史和革命形势总体走势的情况下，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之宏伟大业的自觉性与主动性。就此而言，虽然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在时间上要早于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所进行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但就本质而言，这二者实际上是内在一致的。这种“内在一致”，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始终处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总体处境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高度的特定阶段；另一方面表现为，就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向度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最终要实现的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定向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现代”（modern）以及由其构成的相关词语，都是具有特定指称对象的概念。简单来说，马克思把“现代”降生的关键元素指认为“资本”。因此，他笔下的“现时代”即指“资本主义时代”，“现代社会”即指“资本主义社会”，同样的，“现代文明”即指“资本或资本主义文明”。不过，马克思用来划分和判断“现代社会”的根据并非资本，而是由资本所引发的“生产方式的变化”。他认为自16世纪以降，欧洲由市民社会所孕育和推动的工业化发展带来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由此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想象的工业和科学力量，开辟了世界历史。[10]如果说这种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典型表现，那么，现代化进程显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根源于现代资本的增殖逻辑和逐利的本性，以及由此开辟的从民族历史、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换的境遇。在此境遇下，现代化成为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力图繁荣与复兴的普遍历史性命运。如果说，之前的历史都是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历史，不同的民族和地区虽然相互交往，但是此种交往多出于偶然性，那么，自从资本降生到世间并开拓出世界市场，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它使得既往民族性或地域性的历史变成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不仅如此，由资本开拓的“世界历史”内在地包含着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从属结构关系。资本及其人格化形式凭借“普照的光”和人间的“特殊的以太”之优势地位，[11]垄断了绝对的统治权。如同《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2]“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3]
在这种权力架构中，世界市场意味着资本现代性获得了垄断性的支配权力，从而使得每一个不想被灭亡的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进入现代化进程。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现代化之于每一个民族都具有历史命运般的“普遍性”。不过，现代化的这种“普遍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每一个民族都要遵循同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事实上，现代化（理念）的普遍性，只有通过特定的具体化样式才能真正得到展开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亦然。它必然要经历把现代化的普遍性（抽象性）与近代以来中国现实国情的特殊性（现实性）紧密结合起来的过程，方能真正实现通过现代化道路达成本民族的自我复兴和繁荣。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大报告中的如下论断无疑是极其富有见地和智慧的，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4]。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有机地融合了一般现代化的普遍性特征与中国具体国情的特殊性。不过，就单个民族或国家而言，如何把现代化的普遍性在其特殊性现实中加以具体化，并由此获得相应的实体性内容，是更为根本的问题。
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尤其体现在它只能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来实现。从世界历史处境和近代中国独特的国情来看，正如爱泼斯坦所说的那样：“中国只有首先实行革命化，然后才能实现现代化。”[15]当然，纵观近代以来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情形并非完全如此。我们不否认英国通过“光荣革命”、法国经由“大革命”以及美国通过“独立战争”的形式，为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基本社会定向。但是，19世纪后期明治时代的日本、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彼得一世时代的俄国以及弗雷德里希三世时代的普鲁士，情况则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主要是通过上层的改良，而不是通过人民革命来实现的。”[16]中国早期现代化倡导者所发起的自强运动，无论是作为晚清政府官吏的曾国藩、左宗棠和张之洞等人所发动的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器物和技术），还是代表自由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所推行的戊戌变法运动（向西方学习政治制度），以及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孙中山、黄兴等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虽然初衷都是致力于为中国的富强而奋斗，但是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一事实表明：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实例是当时中国现代化倡导者想要仿效的，但中国的国情不同于外国，如果只是简单地向西方学习器物、技术或移植西方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真正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应该照顾到自己的特殊性，走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只是，当时国人形成对这一道理十分明确的认识，是伴随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方才做到的。
如果说，之前人们对中国现代化特殊性的认知，仍然是模糊的和朦胧的，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始逐渐把此种“模糊的和朦胧的”认识推进到非常自觉的层次。因为，正是在前人经历向西方学习器物、技术和移植制度的痛苦失败过程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明确认识到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现代化前提和基础是，必须首先推翻西方列强及其代表在中国的统治，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当时中国的现实境况（同时面临“三座大山”的压迫，走向现代化道路的阻力远非一般地大）决定了，要奠定这一基本“前提”和“基础”只有诉诸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正如吴晓明教授所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经历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17]。正是在这场彻底的社会革命中，中国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了内在的本质联系，并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为其定向。因为，“如果说这一社会革命的定向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及历史环境来决定的，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联系就在于：除非中国革命历史地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否则这场革命就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得以完成；除非中国的历史性进程将革命的领导权最终托付给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否则它就不可能完成其社会革命的任务从而为整个现代化事业真正奠基。”[18]质言之，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本质的联系。从此，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本质特征，并从先前“被动”地卷入现代化转变为“主动”地推动现代化进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19]
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资源
中国式现代化所立基的“世界历史”处境表明，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化进程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因此，它在本质上必然分享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某些共同特质。这些共同特质，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汲取了其他国家现代化有益的发展经验和思想资源。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定向”及其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联系”同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思想资源。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是包容性非常强的理论体系。到底是其中的哪些成分从本质上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资源，这是一个尚待深入挖掘和探讨的问题。目前学界多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等宏观视角，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但我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中更直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应该是其中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世界历史观点以及东方社会理论。
（一）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与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选择提供了本体论和价值论依据
从世界历史的生成语境看，现代性是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20]因此，可以说现代性社会本质上内在于世界历史进程之中。不过，由于在马克思语境中，无论是现代性还是世界历史进程都是以资本逻辑推动的，因此，现代性（现代）社会实际上指称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21]，“‘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22]。同样，现代文明亦即资本或资本主义文明。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质上就是对资本文明之限度的反思与揭示。如果说，资本文明的本质根据体现为资本现代性，那么，要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必然要批判作为此种文明本质根据的资本现代性。
展开来说，马克思从本质上把现代性体认与把握为由理性形而上学和资本共筑的结果。其中，主体性形而上学是现代性的精神动因，资本则是其物质动因。或者说，就现代性的生成而言，资本是理性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物相表现。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实际上是资本为实现最大化增殖而不断实现空间拓展的表现形式，也是其必然结果。其背后的精神动力是支持现代性的精神支柱即主体性形而上学。其间的微妙之处，值得深入探讨和考究。事实上，以工具理性为内核的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本质上具有普遍化、同一性和同质化的倾向与规制，作为其物相化形式的资本和资本逻辑更是把这种倾向与规制发挥到了极致。[23]而在资本主导的现代性社会中，资本逻辑的同一性至少表现为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强制”。
无论是“生产的强制”，还是“消费的强制”，[24]其背后都是马克思所重点批判的资本最大化逐利本性即资本逻辑推动的。[25]更为关键的是，资本和资本逻辑驱动的“生产的强制”和“消费的强制”，必然最终突破既定的地域空间边界，走向全球生产和消费的“一体化”。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形成的重要表现。总之，从内在发展动力和本质来看，世界历史显然是资本为实现自身增殖和最大化逐利而不断向外扩张的结果。因此，可以说资本逻辑是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形成的内在动力。进一步说，资本天生具有的实现自身增值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突破地域和空间的限制，带来人际流动、生产的变革和世界市场的形成。
不过，如同前文所言，受资本最大化增殖逻辑支配的世界历史，必然在结构上呈现出“中心”与“边缘”、“压迫”与“被压迫”的权力统治模式。其中，殖民国对被殖民国、文明国对落后国、西方对东方、城市对乡村的剥夺、支配和统治表现得最为明显。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现代资本推动了大工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还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26]
马克思所阐发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和世界历史思想之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想资源意义，主要体现在本体论和价值论层面。一方面，由于现代（性）社会本质上是资本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而受资本增殖与最大化获利逻辑驱动，民族历史、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因此，随着资本的降生和资本逻辑的驱动，世界历史和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成了各个民族国家面对的本体论场域。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由“被动”到“主动”地参与现代化进程，本质上亦是上述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以及逆全球化回潮和保守主义盛行之局面下，中国更应该顺应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之大势，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和推动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在世界历史或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必然带来人为物役的状况，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即上文所说的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从属与从属于的权力结构关系。但应当指出，“这是资本现代性的逻辑，而不是现代化的必然逻辑”[27]。因此，如何突破资本现代性逻辑的强制，消解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单一性，是非西方民族国家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对西方资本现代化的弊端和内在矛盾就有清醒的自觉和清楚的认识。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越发认识到“资本”与“市场”之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性，并在深刻把握资本本性和区分“资本”与“资本逻辑”的基础上，以更加积极主动和锐意创新的姿态加快推动现代化进程。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化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且应当约束与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总之，实践证明“百年来在中国实践场域中探索的现代化新道路，力图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扬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展现了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实现西方现代化的某种翻版，而旨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并以共同富裕为重要特征，在摆脱资本逻辑的探索中实现现代文明向更高形态跃迁。”[28]
（二）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在相对宽泛的意义上说，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应该从属于其世界历史理论。不过，就具体论述对象和阐释内容的焦点取向来说，它无疑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开始尝试突破先前他所持有的“普遍史观”与“单线论”发展理解模式，对包括中国、印度和俄国在内的东方社会的历史选择和未来道路做出了不同于青年时期的思想判断。有学者甚至把其称为“马克思晚年学术转向”，并把其本质把握为“从普遍史观到特殊史观的转变”。[29]至于相关学者如此概括是否合适与准确，不在本文要考察的范围之内。就本文的主旨而言，我们关心的问题是马克思晚年的这种学术转向（姑且先承认和接受这一说法），到底从思想资源的意义上为中国走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何种启示和借鉴意义？
从其晚年撰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1881年）等文章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相较于欧洲工业化社会，东方民族国家的落后性不仅体现在其生产上不发达、文明上野蛮与未开化的特质，还体现在其相对保守的农村公社将人们的智力囿于狭小范围，从而滋养了封建迷信和传统专制，与世界历史发展方向格格不入。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东方社会想要按照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步入现代化社会进程，几乎完全不可能。但由于资本在开辟世界市场进程中所具有的绝对权力，及其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必然性决定了，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可能逃出现代化进程之外，即便是这个世界上最落后的民族或国家亦不例外，他们迟早也会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世界历史的潮流。正是基于这种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马克思对以英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在东方进行殖民侵略的做法，给予了相对积极的评价（这并不否认马克思对其消极意义的把握），他认为殖民扩张客观上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30]。而“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那里的人们就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的话，那么，英国于包括印度在内的东方社会实施殖民统治所造成的“社会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31]换言之，马克思认为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不管殖民扩张在个人情感上是多么不可忍受，但是客观上它毕竟不自觉地造成了世界的普遍交往，为落后国家走向世界历史和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同时，马克思也认识到资本主义尽管为民族国家走向世界历史创造了基础、提供了“未来发展的景象”，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并不等同于世界历史本身。在他看来，“落后民族国家能否在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中收获其不自觉播种的成果，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关，而是取决于众多因素，其中几个重要因素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世界范围内的加剧程度、发达的殖民者国家与落后的殖民地国家间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激化程度。”[32]这表明，尽管在世界历史的总体境遇下，落后国家根本无法抵挡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普遍发展规律，但资本主义并非是走向世界历史和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落后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模式，通过何种道路走向世界历史和现代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各自的基本情况，即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程度与社会革命的进展程度等。可见，此时马克思已经涉及东方落后国家通向现代化道路的另外可能。
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以另一种形式深化了对此问题的认识。针对当时有人把其只是“描述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如何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之论述当作普遍的历史哲学随处套用，即“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之做法，马克思明确地批评说“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3]马克思认为，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34]。正是这种“超历史的”特性使其能够成为一把“万能钥匙”。但“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它把一般原理当作教条奉行，从来不考虑此种一般原理如何与具体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具体化问题。马克思对其的批评表明，任何民族都有其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至于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根据其具体历史环境决定，而并不必然采取资本主义的模式。
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为中国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提供的主要思想资源意义和现实启示正体现于此。它表明，尽管由资本开辟世界市场所推动的民族历史、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换有内在的必然性，但是资本主义并非是通向世界历史和现代化的唯一模式，正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35]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国情和历史环境，选择符合自己的通达世界历史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近代以来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必然要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国家所走的“以资本为中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协调”以及“殖民掠夺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36]
结 语
综上所述，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换的“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总体上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具有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但近代以降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与“独特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可能完全照搬和照抄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1921年之前，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实际上已近百年，但其间发生的各种自强运动因种种原因均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方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因为，正是通过中国共产党这一中介，中国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建立起本质联系，同时也规定了其自身的现实社会定向。
从马克思的“后思索法”视角进一步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探索出了一条基于自身现实的、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即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命名的“中国式现代化”。而马克思所说的近代以来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换的境遇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现实状况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可能在固守既往社会制度不变或只是对其进行细枝末节调整的基础上得以实现，而是必须通过一场激进的和彻底的社会革命来实现。中国封建势力的保守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自身特点又表明，这样的社会革命必然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形式为其进行现实定向。[37]中国式现代化虽然是基于近代以来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这一实体性内容所开辟出来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个性化特征，但它不是中国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在积极地和批判性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世界历史观点、东方社会理论以及当代西方现代化理论相关思想资源基础上，并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所创造性生发出来的一条现代化新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历史视野和大格局境界，同时决定了其在人类现代文明史上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这种“世界历史意义”总体上来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与世界历史观点的内涵；其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突破了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走基于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2][5][8][37]吴晓明：《世界历史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3]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当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它本身亦构成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基本国情”的组成部分。不过，由于篇幅限制，这里只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优秀文化基因，我们将另行文进行探讨。
[4]杨凤城：《以实现民族复兴为主题深刻认识党的历史与成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7期。
[6]施莱辛格甚至认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有什么中心命题的话，那么，这个命题只能是：现代化、工业化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一定会使每一个民族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进入共产主义。”参见Arthur M. Schlesinger, Jr., “On the Inscrutability of History”, in Stenphen Vaughn, The Vital Past：Writing on the Uses of History, Georgia: Unversity of Geogia Press, 1985, pp.311-322.
[7]罗荣渠先生根据主导性因素的不同，把现代化区分“内源性现代化”和“外源性现代化”两种。所谓“内源性现代化”主要是指“由内在因素导致的突破”，“一种创新性巨变，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自发的过程。”西欧国家多属于这种现代化类型。相应地，“外源性现代化”则“主要是由外在因素导致的突破”，“这是一种传导性巨变，是自上而下或上下结合的急剧变革过程”。西欧之外的后进国家多属于这种现代化类型。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序言。
[9]李鹏、徐明睿：《吴晓明教授专访：黑格尔、亨廷顿、福山谁能解释“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41期。
[10]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第1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页。关于资本的这种优势地位，马克思详细地表述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12][13][26][30][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第405页，第194页，第853页，第854页。
[14][3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5][16][波]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孟胜德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第4页。
[17][18]吴晓明：《世界历史与中国现代化》，《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9期。
[1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20][27][28]臧峰宇：《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22][33][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3页，第730页，第731页。
[23][德]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67页。
[24]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内蕴的“生产强制”与“消费强制”的论述，参见F.费迪耶：《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译，《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25]陈学明：《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29]谌中和：《马克思晚年学术转向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32]王莉、段光鹏：《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6页。
[3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23页。
